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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东京就相当于一线大城，人们当然想往一线大城去挤，毕竟大宋朝的商业氛围浓厚，做买卖又自由，一夜暴富的神话在京师时时刻刻都在上演。

    可是，问题是，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承受限度。

    吕颐浩说地方发展不均衡，人口会自然而然往大城迁移，当大城资源不足的时候呢？

    这就矛盾了。

    吕颐浩继续说道：“京畿共十六县，距离京师更近，获得的机会更多，也更容易富足，它们能为京师分担，当东京人丁严重超过能提供的资源的时候，人们会自己往周边散开，陛下也说了，有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做调节。”

    “吕相公的话倒是有道理，但是当整个京畿路都无法承受了呢？”赵宁放下手里的《靖康十年人丁汇编》，“大宋人口最稠密的几个地方，一是京畿路，二是江南，三是成都，京畿路的人已经很多，这三个地方又如何分担人丁压力？”

    吕颐浩继续说道：“荆湖，两淮，河北皆能分担。”

    “能分担多少？”赵官家又问，“现在大宋有一亿三千万人，十年后如果到了两亿人，二十年后，如果到了三亿人，五亿，八亿，又该如何分担？”

    大臣们沉默下来。

    “天下能养多少人？”赵官家又问道，“朝廷总不能不准民间生育吧？”

    其实这个问题，牵涉到古代王朝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三百年兴亡定律。

    古代封建王朝，三百年王朝规律的几个特点：

    一、生产力地下导致全社会总资源很难做大。

    二、随着时间推移，利益集团利用手里的权力不断争夺资源。

    三、利益集团争夺资源的速度远远大于总资源的增长速度，势必使无权者被剥夺。

    四、在没有内乱的年代，无权者被剥夺生存资源，但人口却还在增加，直到最后底层的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，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后，就会出现农民起义。

    所以，人口增加可以满足生产要求，但是当人口超负荷而生产量无法跟上，就是社会问题了。

    这里面就不仅仅是人丁增加的问题了，还有制度惯性产生的资源不均衡问题。

    沉默片刻，赵鼎出列，他说道：“除了目前大宋内部能自我平衡以外，朝廷若是在南海、阴山，甚至西域取得开疆拓土的功绩，人丁是可以往这些地方迁移的。还包括西南。”

    梅执礼出列说道：“大相公，事实已经证明，往这些地方迁移人丁，朝廷所费甚巨，国库承受不起长此以往。”

    “不需要国库出钱。”赵鼎说道，“目前迁移的人丁，都是短时间内快速组织过去，需要用钱来保证效率，但刚才陛下与吕相公商议的事情，是未来数十年的事，不需要短时间内把人安排过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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